一旦实体经济发展变缓，外来工群体的失业率上升，这种脆弱会更加明显。
无论是否愿意承认，越来越多的城市外来工人既不愿、也很难再回到农村。随着父辈在城市中成长起来的80后、90后外来工人们，虽然老家还有半亩薄田（或许其经营权已在流转之中），但在他们看来，那是“衰败中的、无法支撑其生存的、不能为其子女提供未来的‘家’”（汪晖《“我有自己的名字”——吕途著<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序言》），何况他们中的相当部分根本就没有干过农活。中国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多年来造就了超过两亿规模的城市新工人群体，已经是影响深远的事实。如果将新工人群体中的大部分都将继续留在城镇作为讨论问题的基本前设，那么，新工人群体问题无疑是今天中国最为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
新工人群体在一些城镇慢慢沉淀下来了，但他们能不能成为（有没有能力成为）以往意义上的城镇的“主人”，则是很有疑问的事情。希望在城市扎根的新工人群体所面临的人生挑战是繁重的：城镇房价和房租的上升、百物腾贵、子女教育的不便等等，无一不让新工人的城市生活显得脆弱。一旦实体经济发展变缓，外来工群体的失业率上升，这种脆弱会更加明显。
应该为新工人群体提供保障
从城市的视角看来，随着新工人群体（包括其中的失业者）的涌现，最引人关注的问题是城市社会管理问题。这是席卷全球城市的共同难题。拿美国来说，在19世纪后半期以来的漫长工业化进程中，被解放的大量黑奴成为进入工业城市的一无所有的工人，他们（以及其他肤色的社会底层）在城市中心区停留下来，将富豪和中产阶级“赶到了”城郊。于是，城中心区的社会治安成了严重社会问题，这在20世纪70到90年代甚至成为影响美国总统大选成败的一个中心议题。到今天，美国大城市仍然可见光天化日之下伸手要钱、不给就来一刀的潦倒绝望的个体。至于要警方出动装甲车来恢复秩序的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则更是城市社会管理难题的样本。
今天中国城市的社会管理问题相比之下并不严重。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援助研究中心等机构最近的调查指出，2006年至2010年农民工的犯罪率比上一个五年上升了21.7%，其中因为经济困难而犯罪的比例占到了44.35%。即使如此，目前遍布中国城镇的外来工人中潦倒绝望的比例还较低。其中原因很多，主要方面包括在农村老家仍然有耕地作为“后方”，中国经济发展仍然可以为新工人群体提供较多的工作机会乃至一定的上升空间。
不过，其他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遭遇城市管理难题的前鉴，以及近年来一些地方外来工犯罪趋势，提醒我们应该未雨绸缪，反思城市化进程中社会分化的主要成因，及早对症下药。
目前，比较受关注的是分割城乡的户籍制度如何变革。其中的关键，不在于新工人是否获得一张城市户口证明，而在于新工人群体是否有可能获得与城市居民相接近的社会福利，能获得何种程度的社会保障，以及获得这些保障是否应该以改变农村土地制度为前提。对于一个失地的新工人（无论是卖掉的还是被征收的）而言，要在城市获得一种希望犹存的可持续生活，就只能期待在工作中有所收获了。显然，一些地方政府能够提供“最低生活水平”的保障已属不易，很难指望靠地方制度安排去赢得更多福利与尊严。
新工人主要还得通过工作去赢得自己的生活，这一常识提示我们，新工人们在他们的工作中的境遇和诉求，才是这个群体最值得和最应该关注的部分。也就是说，我们很难在讨论新工人群体的时候，只注意他们自身与政府的举措，而将企业视为“水泼不进”的“封建堡垒”。新工人群体在企业中能否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得到的回报是否公平，这是决定新工人群体命运最为关键的部分。政府在提供应该保障之外，真正应该关注的问题，是新工人在工作中的命运。
